蓝月亮心水主论坛39458为什么政府高层热读《旧制

发布时间 2019-10-10

  从事办公事务、党务、社会事务10年,兴趣社会新闻、时事政治、军事历史等。《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作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化公开。

  从2012年年末开始,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持续大热,这本十九世纪中期出版的老书在市面上几次脱销。去年11月30日中纪委召开专家座谈会,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为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2013年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评论道,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展开全部看到《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书名,总觉得非常眼熟,仔细想了想,这不就是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序言中所提到的那句名言: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的出处嘛。其实不仅追求自由是假,追求平等也是假的,霍姆斯说过:对于那种追求平等的热情,我毫无尊重之感,因为这种热情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妒忌而已。

  我找来此书开始看起来,书并不厚,一天不到就能看完。书中提到的“大革命”就是指法国大革命,由于这场革命称得上是天翻地覆,因此相关的反思书籍不胜枚举,那本著名的《乌合之众》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托克维尔的视角略有不同。看完此书,我算是彻底明白了政府高层到底在担心什么,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状况,同现在的中国实在是太像了!

  托克维尔出版此书的时间是1856年,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年)仅67年,原本他还准备写第二卷,可惜三年之后就因病去世。他出身贵族,短短的一生就经历了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他曾经是法国的外交部长,出于对政治的失望,后期就安心写作。托克维尔写完此书之后就被淹没于历史之中,国外掀起托克维尔的研究热潮还是近几十年的事儿。

  《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国家几乎全都是君主制和农奴制,而法国的农民恰恰是这些国家中境况最好的,受到的压迫也是最轻的,这几乎颠覆了史学家的观点。革命并非从压迫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从最轻的地方爆发,蓝月亮心水主论坛39458,在压迫少的地方,人民反而最无法忍受。

  以法国的近邻德意志为例,那时候的农民等同于农奴,农奴不得离开领主的庄园,如若敢私自离开,就要被通缉,抓回来之后还要受到惩罚。农奴的地位终身无法改变,职业也不得更改,能否结婚还要看主人的喜好,大部分时间要为领主服劳役。农奴的土地不能随意买卖,土地上种什么还要领主说了算,死后土地也不能全给儿子继承。

  可是类似的情况在法国早就不存在了,农民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土地,农奴制早已经绝迹,农民不仅不是奴隶,而是自己土地的主人。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比例几乎是全欧洲最高的。有一位法国评论家写过这么一段话:“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百姓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贷给别人还是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

  看到这里你再想一想中国,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热衷于购买住房,住房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目前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是全球最高,调查显示,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在中国,下层老百姓的所有积蓄,基本上都是为了购买住房。虽然中国已经有了这么高的住房自有率,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在喊“买不起房子”。

  法国这边是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德意志那一边是没有土地的农奴,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人这边会激发起更强烈的仇恨呢?作者给出了两个解释,第一是法国农民已经变成了土地所有人;第二是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试想,如果土地本就不是农民自己的,那么强加在土地上的各种负担同他又有何干?德意志那边的农奴认为世界本就是如此,虽然他也痛恨领主,但更多的是害怕。农奴从没想过要推翻整个体制,来个大革命,有这种大胆想法的只可能是自由民。

  更加自由的制度确实提高了生产力,但最终却变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路易十六(当时的法国国王)的财政总监说道:“原本可以用来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土地被平均分给5-6个孩子,这些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此后完全无法依靠土地生存。”这又变成了经典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自由的土地政策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更多的粮食也孕育了更多的人口,可是土地却没有增加,大量没饭吃的年轻人最终要走上街头。

  大革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是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恰恰是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路易十六也绝非人们印象中的残暴统治者。例如,国王的猎物在狩猎区边缘毁坏了农民的庄稼,国王还表示应该予以赔偿。并非是国王自己损毁了农田,而是国王在狩猎区饲养的野兽干的。

  路易十六虽然是一国之主,但公众舆论对国王的影响非常大,据说他自己实际上服从于公众舆论,不断地向舆论咨询,对其表示敬畏。大多数外国人很难想象公众舆论在法国的权威地位,很难理解这股甚至能对国王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但它确实存在。后来的研究发现,当时的法国正在进行飞速的改革,农民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更好的保护。

  有趣的是,在这位开明、民主的国王统治下,社会的不满情绪正在加剧,民众的仇恨情绪并非只针对国王,而是针对一切旧的制度。以至于有人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差,更有可能是:一向毫无怨言,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法律压迫的人民,一旦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其猛力的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之前的政权更好。在法国人看来,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国家)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看到这里,让我们再来想一想现在的中国,毫无疑问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于30年前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人民对于社会的不满程度反而是越来越深,最常见的一句抱怨就是:“这全都是体制的错!”在30年前,你很难想象公众舆论能够左右高层决策,而现在政府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给网络流言辟谣。在30年前,老百姓对于报纸上的东西是深信不疑,而现在人们宁可相信网络谣言。现在没有人会否认整个社会的法律制度越来越人性化,但是老百姓似乎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了。比如,政府官员抽高价烟,被放上网之后,就丢了官。这在西方国家根本不会出现的事情,在中国却发生了。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最重要的政治家是谁?不是国王、不是大臣、不是贵族,而是普普通通的文人,或者叫知识分子。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很吃惊?法国的知识分子同德国的完全不同,德国同行完全不问政治,只埋头于研究纯粹的哲学,但法国的知识分子非常热心于公共事务,因此你完全可以称他们为法国的“公知”。

  这些法国公知看到社会上特权泛滥,自然而然的觉得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并延伸出了“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思想。他们对一切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准备用新的蓝图重建整个社会。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拥有从政的经历,一切仅仅存在于他们的大脑之中。正因为他们脱离实际,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这套理论盲目相信,并充满热忱的加以传播。法国公知对于伴随着革命而来的破坏,连想都没想过。同样是因为愚昧,法国民众对于公知言听计从,衷心拥戴。

  想想看,纳税人深受摊派之苦,听公知说人人均应平等,当然很是振奋;一个农民,种的庄稼被贵族养的马吃了,他听说一切特权都应受到谴责,自然是欢呼雀跃。就这样,每个老百姓都成了哲学家,政治被植入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于是,公知控制了国家的舆论导向,摇身一变成了政治领袖,没人能够与公知争夺这个地位了。

  公知不但获得了底层民众的认可,还获得了很多贵族的支持,不少贵族纷纷解囊资助公知的写作事业。这些贵族们完全忘掉了,一旦这些理论受到普遍承认,就不可避免的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最终要打破整个旧制度。于是你就看到很奇怪的一幕,贵族们一边享受着缴税豁免权和其他种种特权,一边又大力的抨击这些旧制度如何的荒谬,贵族们正在亲手埋葬他们自己。作者的评价是“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然这样盲目的促进自己的灭亡”,你是怎么也无法相信的。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又觉得中国的现实几乎是法国当年的翻版?中国的公知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行政经验,但是他们全都坚信自己的理论能够让每个中国人更好,并用种种美丽的口号来获取民众的支持。在网络上,他们有着呼风唤雨的地位,数以千万计的粉丝对他们言听计从,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被当做了真理。而体制内的人,一边享受着特权,一边却纷纷抨击整个体制。而老百姓呢,没人关心具体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大家都只关心“你是不是我们一伙的。”变成了纯粹的站队游戏。就这样,整个社会上下一齐在努力,准备推翻这个体制。

  最终大革命到来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没能预料到大革命的爆发,但是他们此前的所作所为,全都在促使革命更快的到来。革命之后,人们所期待的东西没有一个到来,来临的只是繁忙的砍头大戏。

  继处死路易十六之后,断头台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不到50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断头台的“荣誉”也逐渐从高层走向平民,据勒庞描述,被砍头的农民和工人就有近万人。断头台的效率惊人,21名吉伦特派用了30分钟,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用了28分钟。

  其中近代化学之父,著名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因为税务官的身份也被砍头。在临死前,他做了最后一项实验,他和刽子手约定,想知道头被砍下来之后,意识还能维持多久,他说脑袋掉下来他就眨眼睛,刽子手仔细数了数,一共眨了15下。不过这一说法不见于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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